学界报道

儒家文化视角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理论阐释

作者:崔玉娈 上海海事大学讲师 上海生产力学会会员        发布日期:2018/9/4        阅览次数:43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而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大任务。从和谐社会到和谐文化概念的提出,其背后的逻辑支撑是什么,儒家文化又能够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不仅决定着我们对儒家文化的认知角度和认知取向,也影响着和谐文化的构建与成型。

关键词:儒家文化;和谐文化;理论阐释

一、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文化则是指一种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和文化性状。它包括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多种存在方式。 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联系

其一,二者的价值取向相通,都以“和谐”作为自己的价值归宿与落脚点。无论是和谐文化,还是和谐社会,“和谐”始终是中心词与核心内容,若以领域来划分,则构成我国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格局的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正好占据了一半的领域,与经济和谐和政治和谐共同构成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若以范畴来看,社会这一概念又包含了文化,社会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构筑在社会之中对社会价值观与意识流起主导作用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二者无论是从领域还是从范畴来看,都因其紧密的联系而铸就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即以和谐为价值关怀与终极目标,为构建和谐有序的良性社会而发挥各自的作用。

其二,二者的哲学基础相容。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都是在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的,二者共同依托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哲学基础,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共同的立场与视角,共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分析工具来解释社会现象并形成共同的信仰,进而指导和引导人们为塑造和巩固这一信仰去身体力行。

其三,二者的政治基础相合,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框架下。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是:在坚持思想基本原则的基础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有序的政治局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提出都是在这一宏大的政治基础上形成的。

(二)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区别

尽管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有着如此密切的关联,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二者的主体不同。和谐文化的主体是精神性、观念性的东西,侧重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和谐社会的主体是整个社会系统,侧重的既包含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包含人们的物质世界,或曰人们的“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前者把精神与观念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后者则将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下的生活作为自身发挥作用的主要支点。

其二,二者的输出不同。和谐文化最终要“生产”和输出的是一种文化产品,这种文化能够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观念世界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和谐社会最终要型塑的是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产物,它可以让生活其中的人民感到安定有序、团结协作、公平正义得到实现等人类共识的价值与情感。

其三,二者的作用方式不同。和谐文化主要通过理论塑造与观念引导告诉人们应该形成的价值观与信仰体系;和谐社会则主要通过舆论引导、法治宣介、榜样示范等多样化的方式让人们共同营造一个良性健康的社会。

(三)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

由上可知,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关联反映出二者之间紧密的内在逻辑推演,这种推演则帮助我们更为清楚地理解二者的本质与内涵,具体体现在: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和谐社会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超越社会现实的带有高度抽象理论色彩的和谐文化。应该说,和谐社会在更广泛意义上是“经验”的,如涂尔干所言,“社会学的主要学术兴趣是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即那些塑造我们个体行动的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它需要生活其中的公民自发积极的参与和互动,由于这种互动是个体的、无意识的,往往产生的社会事实是非规律的、非程序性的,这也带来了社会事实的复杂与难辨;和谐文化则是“逻辑”的,带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源于现实的抽象,它旨在为人们现实生活的意义与价值提供更为明确和清晰的指引,倡导人们过健康高尚的生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在,如果任由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发展下去,势必会对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民风的薄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和谐文化的指导与规约,和谐文化的提出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第二,“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具有“维齐非齐”的哲学内涵。“维齐非齐”出自于《尚书•吕刑》。原文是“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维齐非齐。”意思是说,刑罚有等差,治理才能有效。引申开去,可以这样理解:要实现或维持“齐”(一致、划一、公平)的状态,最好的途径是承认或允许“非齐”的存在;后来荀子用它来证明按照等级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的必要性。他说:“均分则不偏,执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荀子•王制篇》)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也认为,差异或对立是世界的本然状态,和谐同时也意味着差异、对立与冲突的存在,和谐是秩序,但无论何种秩序都建立在差异之上,因此,强调和谐和秩序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差异或抹煞差异,而是使差异在保持自身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统一。 这与哲学上“一”与“多”的命题相似,正是因为有了“一中的多”,最终才形成了“多中的一”的和谐局面。据此,不难发现,和谐文化并不是只要求存在一种文化形态,摒弃其他所有文化形态,和谐社会也不是只有一种生活模式,多元、共融、共存是二者共同的理念与原则。

第三,动态与静态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和谐文化应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而具备践墨随世的时代性与合时性。和谐社会的构建由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而时刻处于变动的状态,再加上客观环境与相关政策的变化让人们的行动时刻处于流变之中;和谐文化一旦成为一种理念和信仰并在人们心中具备一定的心理基础和认同根基以后,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指导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会随着知识阶层的结构性变化而越加趋向于装饰和表面。” 这也使得任何理论一旦成为“白纸黑字”之后,就不可避免走向僵化与保守,难以做到与社会发展的实践紧密相连。这就要求我们所要创建的和谐文化应该具备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不墨守陈规,有不断创新的意识与动力,使自身的理论体系始终是发展的和先进的,以践墨随世的精神为和谐文化的铸造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可见,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关联昭示了和谐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巨大意义,和谐社会需要较高层次的和谐文化的指导与引导,这种文化是多元的、合时的,多元体现了文化的共时性特征,合时则体现了文化的历时性特征,二者的融合便是我们对和谐文化的诉求。

二、儒家文化对和谐文化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始思索和对超自然现象的崇拜中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和合思维模式。 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正统地位,其中功罪褒贬不一,清代以前的各朝各代的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虽有批判,但总的趋势是继承有加;清代以后的晚近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的展开,儒家思想被彻底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了鲁迅笔下“吃人”的礼教,成为了胡适口中“打倒孔家店”进行“全盘西化”的靶子;而以梁漱溟、张君励、牟宗三、马一浮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学又对五*四时期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批判进行了有力的反思和纠偏的工作;再到今天,全球孔子学院的建立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截止到2009年11月,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共计554所,分布在88个国家(地区)。 以至于一位瑞典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汉内斯惊呼:“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家文化在经历了大落大起之后,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哪里,以及它如何与当代社会相融合,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影响着儒家文化的命运,也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朝向。当然,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还应弄清之前一个问题:即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

(一)儒家文化的“功”与“过”

在了解了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大落大起之后,对于孰是孰非,我们究竟该如何判断?儒家文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多于功”?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十分认同苏东斌的一句话,他说:“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 因为在笔者看来,任何一种思想似乎都存在这样的“变异公式”:当一种思想或观念被普及化时,即有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和接受时,这种思想或观念的本质内涵往往失真甚至被扭曲,代之以荒谬、荒诞甚或截然相反的理论,且这种“变异”往往以简单、口号式的形式众口相传,最终大多数人所了解和接受的思想早已不是最初的真实思想,而是变异后的扭曲思想。这种变异的直接结果是使得原本精深的思想在代际相传、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失去耀眼的光环,最终引来警醒的人们的热烈批判与修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思想是有幅度限制的,一种思想的核心或内核只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人数一旦过多,思想将会逾越它自身的真实底线,而在千差万别的人们当中变异成千奇百怪的形态。当然,这是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必经之路,因为只有不断的批判才能不断的进步和改善,但是进步和改善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和抛弃前者,没有前者做基础,随后的批判和进步都无从产生,而且这种批判和进步绝对不是弱化已有理论的生命力和说服力,恰恰相反,它往往成为理论借此进一步发展的跳板,因此,与其我们为儒家文化孰是孰非争得面红耳赤彼此互不相让,不如我们把重点放在利弊得失的算计分析上来,绝对的对与绝对的错无论在实践意义上还是在哲学意义上都不存在,也许换一种角度来审视我国的传统文化,使之更贴合当前发展的实际,指引人们过上优良的生活更有意义。

(二)儒家文化对和谐文化的贡献

儒家文化作为我国积淀了几千年的文明成果,它有哪些内容可以和我们今天的和谐文化的构建有着紧密的关联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1、儒家文化的整体观为和谐文化的创建提供了宏阔的视野。

《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上述内容便是《大学》的核心内容“三纲”与“八目”,三纲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条目。在八目当中,居于核心和中心位置的是“修身”,修身之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所谓“内圣”之道,修身之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所谓“外王”之道。儒家始终如一地认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做好了,各个方面都表现地与社会相契合了,还不能成为儒家口中的“君子”,真正的君子应该具有“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忧思与感伤,如果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却没有将自己的才智与仁德贡献给社会、施教于他人,而是独自隐居过着离世的生活,这样的人在孔子看来不但算不上君子,也算不上一个社会的人,因为他本身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体现。人是一个追求意义的动物,如果没有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那么生命对于他而言便是一种浪费。儒家思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用这样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来要求人们,如“贤贤易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等语句,儒家时时在提醒人们,无论是在婚姻面前,还是在丧葬面前,都要以对社会发展有益、整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立场来思考现实问题。这一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与西方强调个人至上的个体主义价值观可谓针锋相对,难怪像梁启超、马一浮这样的大家在经历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将救国之方转向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放弃了西方的所谓“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

儒家的整体主义价值观是支撑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的主轴与根基,在我们今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市场经济的自利性与竞争性使得人们过多看重个人利益,而忽视了整体利益,经济全球化的弥漫让人们看到了经济、物质、金钱等的巨大诱惑,而忽视了人们对内心世界的关照与寻求。儒家的整体观将对上述思想形成纠偏与互补的作用,帮助人们正确看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内在关系,不拘泥于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为和谐文化的创建提供更为宏阔的视野。

2、儒家文化的秩序论为和谐文化的创建提供了夯实的行为基础。

儒家思想的一块非常重要的内容便是由“礼”所衍生出来的社会秩序。荀子有言:“人无礼而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家无礼则不兴,国无礼则不宁。”(荀子•大略第二十七)礼既是秩序形成的外在约束,也是秩序形成的内在自律。在儒家看来,礼有两种类型:一种为“礼之体”,一种为“礼之用”。前者指礼的本质内涵,后者指礼的外在形式。“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席不正,不坐。”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都属于礼的外在形式,要求人们在日常处世中应该遵守的一些具体的礼节。而礼的本质内涵则在一个“和”字,举例而言,“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礼记•檀弓上》也有同样表述:“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而不足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还有孔夫子所言:“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从上述言语中我们能鲜明地感受到儒家的“礼”绝不是铁板一块,僵化保守到变成束缚人的礼教,儒家的“礼”含义深远,且极为灵活,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这个“和”便是与道相合、与理相合之义,对于社会发展有益的变化的礼节(麻冕),孔子便采取从众的态度,而对于社会发展不利的变化的礼节(拜下),孔子则采取了违众的态度。因此,孔子对礼的运用是以“和”为标准,而不是具体的礼节这些形式性的东西,要看到这些形式性的礼节背后所隐含的深层的社会意义是孔子对待“礼”的基本态度。

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有序的安定环境,正如林尚立所言:“任何社会所出现的任何形式的转型发展都离不开权威、秩序和活力这三大基本要素。权威力量的存在是转型发展的前提,秩序是转型发展的保障,社会与民众的活力是转型发展的内在动力。” 我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秩序直接关联着转型的效果与成败,因此,将儒家文化的“以礼立人”的秩序论渗入到和谐文化的构建之中,当为人们行为的产生起到正向的保障作用。

3、儒家文化的仁德说为和谐文化的创建提供了关键的思想内核。

仁德之说是孔门修身立世的道德根基,也是社会存续发展的内在源泉。无论是孟子的“四心说”(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还是荀子的“人之性恶,其善者伪”,都从正反两个侧面揭示了只有一心向善,用仁爱之心做人做事,才能成为一个坦荡荡的君子,进而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儒家在论述仁德观念时,既指出了仁政与刑罚的区别,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时也指出了达到仁德的路径,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此外,儒家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与要求,帮助人们达到仁德之境,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子路篇第十三》)等等,儒家从仁德的必要性、实现仁德的主要途径等角度为人们描述了一幅较为微观的为人处事的原则,这些原则由于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使得它们在今天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

孔门之教重在心,不在行,所谓“观过知仁”,行为本身并不是评判一个人道德操守的唯一标准,我们还要透过行为来把握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思想,以此来全面客观衡量一个人的品行。这种评价标准在我们今天多元化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上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文化应该是多元的,和谐文化更应该具有包容的精神和气概,儒家思想中的仁德说将为和谐文化的道德根基增添历史的厚度与思想的深度。

4、儒家文化的入世观为和谐文化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态度。

人们经常说,儒家学说是倡导积极入世的,道家学说则是消极避世的。南怀瑾在《论语别裁》里就儒、佛、道三家有个很有趣的比喻,他把儒家比作粮食店,把道家比作药店,把佛家比作百货店。限于篇幅这里撇开道家和佛家不谈,我们来看他对儒家的评价——粮食店,民以食为天,儒学思想就像人要吃饭一样,是必须的,意即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存在和发展也是必须的,不能消极和逃避。《论语》中倡导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从道不从君”的微言大义,都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勇气与气魄。但是儒家的这种气魄并不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愚勇,而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不可则止”的智慧与圆融。儒家积极倡导人们去“求名”,但此“名”和我们今天的“名”有着本质的区别,今天的人们可以为了出名出卖身体和灵魂,可以为了出名不择手段背负骂名,儒家的求名则是让大家去积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意即君子应该以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没有建立任何名声为耻,因为建立了名声就意味着他已经对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才获得了这样的名声,儒家看重的是名声背后的贡献,而不是名声本身。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只要我们积极主动的践行自己的人生价值,荀子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唯有积极应对,本着入世的心态去面对社会面对生活,我们内心的责任感才会油然而生,正如英国19世纪著名道德家和社会活动家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说:“责任始于出生,终于死亡,陪伴我们终身,我们对邻居、对家乡、对国家都有责任,我们对所有人所履行的义务也均负有极大的责任。当责任减弱时,社会将走向崩溃。”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与精神将为和谐文化的构建融入深厚的历史责任,也将为现世的人们在说话做事之前塑造健康的心理态度。

总而言之,我们须记住: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正如它最初由人所制,它同样须由人、甚至由普通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 而一种制度形态要使在其中生活的公民秉承该制度形态的基本价值和精神,就必须将这些基本的价值和精神有效地分配给每一位公民,即必须进行公民教育。只有当公民对特定的制度形态的基本价值和精神形成高度的认同时,这种制度形态才能稳固地确立和发展。 我们面临着一个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时代,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要数文化创新。文化作为精神现象,有它独立的发展规律,一个没有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也难以获得持续先进的发展。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儒家文化势必会对和谐文化的构建以及最终和谐社会的实现贡献其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