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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作者:周瑞金 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  发布日期:2009-10-12  阅览次数:3059


周瑞金会长

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周瑞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沉痛的教训。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1959年的“反右倾”导致“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在欢庆共和国60周年伟大胜利的同时,决不能忘记“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冤魂,还有更多的遭受残酷整肃的优秀人才和普通公民。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从国际环境看中国,更能体会到新中国沧海桑田的伟大成就。整整90年前,旧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饕餮宴席上待宰的羔羊。1919年巴黎和会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粗暴地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引发了愤怒的“五四”学生运动。1945年2月美英俄三国《雅尔塔协定》绕开反法西斯战争主力之一的中国,秘密商定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包括苏联控制旅顺、大连两个不冻港,以及穿越中国东北的中东与南满铁路,让八年抗战胜利在望的中国人民咽下一颗苦果。斗转星移,今日新中国已经上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近一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全世界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份量。经常有外国媒体议论G8(西方八国集团)、G20(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20国论坛)还是G2(中美共治)的问题。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份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列宁说过,纪念伟大的历史节日,为的是解决和推动当前的革命任务。实际上,这些年来,党内外,特别是互联网上,对于如何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凝聚深化改革的动力,疏通国家继续前进的航道,已经有很多敏锐的感悟和深刻的思考。目前在方方面面担负重要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对于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艰难,对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繁重性,更有深切的体会,时时怀有重整纲纪的冲动和孤军难振的无力感,很多抱负和无奈只能深埋心底。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六十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份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叶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离开政府机关则活,进入政府机关则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扔掉铁饭碗,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从部队营级干部转业的姜维,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口摆摊照相,后来领取了新中国第一张私营公司营业执照。而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伤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些同志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

 

与特殊利益集团切割 政治改革下个十年将有新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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